毛泽东为何事称:讲责任 我是第一彭德怀是第二 - 军事史林 - 战略论坛 - Powered by Discuz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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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发表于 2017-12-4 10:49:58 |显示全部楼层
    召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,是同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决定的。毛泽东在推动开展全国经济建设“大跃进”的同时,想也促一促军队的工作,使之与全国的形势相适应。因此,确定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议题是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工作的领导。当时毛泽东对军队工作的一般看法是:全国解放后,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,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,基本原则坚持了,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。
    即将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参加成都会议回到北京后,听说在1958年3月10日至5月的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上,对怎样认识和反对教条主义有争论。他含沙射影地说:“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,专学外国的东西,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。这就是迷信,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,”“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,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‘土包子’”,“我们的经验很丰富,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”。他还耸人听闻地说:“有的单位不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,只作为参考材料,是不对的。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,就更不应该。”林彪以隐喻的口气说这番话,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,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和叶剑英。
    军委扩大会从5月22日开始,开了约两个星期,“反教条主义”就成了会议的主题。林彪认定萧克、李达等是“反对反教条主义”的,另外一方是“反教条主义”的,报告了毛泽东,并建议将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改为开展“反教条主义”斗争。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,并在莲花池会议上决定要刘伯承作检讨。
    5月28日,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小型会议上发言说,对于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早有感觉的,但在1953年冬只提了反对形式主义,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,反对得不够大胆;直到去年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时才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。过去提的不明显,吃了亏。
    5月30日,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三次小型会议上又说:苏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来,在军队建设上有不少违背列宁建设原则的地方。另外,苏军在内部关系上,曾经有一个时期不正常,现在正在改进。苏军的一套组织制度和体制,大都是为着巩固单一首长制。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受旧军队影响较深,看不到苏军的这些问题,反而热爱这一套。我们在学习上,搬错了一些东西,但也抵制了一些,不是全部都搬了。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,是为着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;不然的话,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,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。
    这种考虑,也是毛泽东同意在军队内开展“反教条主义”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    会议的主旋律“一是揭发,二是批判,三是检讨”。
    在会议过程中,有人提出要刘伯承到会,听取意见。继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看到会议批判的气氛越来越浓,调子越来越高,似乎“教条主义”就是刘伯承一个人搞起来的,似乎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不仅有错误,甚至是罪过,这样紧张的气氛对刘帅久病的身体很不利,就悄悄打电话给留在南京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张震副院长,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,表明他的意见:“请告诉刘帅不要来北京,他身体不好,可以请假,有话可由我们代为转达。”
    6月7日上午,邓小平召集彭德怀、林彪、罗荣桓、叶剑英几位元帅开会。彭德怀在会上说:“我们来开会,是为了要解决问题,改进工作,为此就要把矛盾彻底暴露出来,求得正确解决。讲团结,只有把有碍团结的问题全部揭开了,展开批评,才能达到团结。批评的对象是军委和下属各部;因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,批评军委,主要就应当是批评我。有人担心大家批评军委,批评我,是否会影响领导威信。我说,威信是建立在真理上的,不是建立在军衔和勋章上面。我也不是老资格,既不是南昌起义的,也不是秋收暴动的,要查党龄、军龄,我都不如人家,我倒是在军阀队伍中干过的,有什么了不起呢?为什么批评不得?老资格更应该受得起批评。”
    这次讲话,在“左”的影响下,开始把思想问题上纲为路线问题,从路线斗争高度批判教条主义、形式主义和军阀主义。
    6月9日,黄克诚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,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,开不好,大家就不要走,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。
    6月20日,开全体大会,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,还有列席的438人,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。会议前期军事学院已经来了20个人,现在第二批又来了31人,包括部分教授会主任和学员代表,总数达到50多人。就连因病休养的刘伯承也被中央派专人到南京,请他到会。
    6月21日,毛泽东向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与会者讲话。他说:“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。不管军事,四年于斯矣。朝鲜战争以后,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。你们批评得对,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。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,也就是批评我。你们看对不对?我是这样看。要说是军事完全搞坏了,那也不是,也没有一个同志说完全搞坏的,而是同志们大多数都说的八年来基本上搞得好,也有缺点、错误。担责任的是彭德怀同志,但不能完全怪他一个人,还应该要怪我。讲责任,第一是我,第二是彭德怀,第三恐怕是黄老,因为他是秘书长,还有各总部。”毛泽东接着详细讲了我军在历史上和当前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。
    6月23日,毛泽东召集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座谈会。毛泽东在会上说,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,因为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。过去学,现在学,将来也还要学,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,坚决反对教条主义。并明确提出“打倒奴隶思想,埋葬教条主义。”而后,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,他说:“现在学校奇怪得很,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,专门讲‘十大打击’,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,却不讲……不知道军事学院、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。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,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,马克思、列宁的话,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。”讲话的末尾,他还对刘伯承的功过作了不适当的评论,“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?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,我看还是有的。他一到苏区,就和‘洋大人’搞在一块儿,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、教条主义那一套。抗战时期,好一点。解放战争初期,特别是进了大别山,也不行。办了军事学院,好为人师,搞起了老本行——教条主义,莫误人子弟哟。”
    彭德怀顺着毛泽东的话题,板着面孔说道:“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,不但影响了南京,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、抬轿子的。不要忘了,红军时期,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!”
    彭德怀所言是有所指的。长征途中,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合于草地后,红四方面军主动将一些军、师干部送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,时任红四方面军30军军长的余天云也在其中。余聪敏倔强,指挥打仗果敢决断,20岁便当了军长,深得张国焘的器重。但由于文化修养浅薄,阅历有限,加之性情刚烈,惯于争强好胜,对于全新的军事知识接受不了,倘若谦虚好学也就没事,偏在战术问题上与班级教官争吵,一直争执到刘伯承那儿,不但口出狂言加以谩骂,还公然拔枪相胁。基于余天云严重违纪,学校将他关了短期禁闭。不料余天云思想上想不开,认为自己这个红四方面军最年轻最有前途的军长折了面子,羞愤难当,竟在一次行军时跳崖自杀。对于余天云的死,连张国焘也认为余心地如此脆弱,心理素质如此差劲,这种轻率举动是不可迁怪别人的,也就没有为难刘伯承。
    相隔了20多年之后,彭德怀重提旧事,毛泽东附和道:“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哟。”
    毛泽东指出:“刘伯承同志的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,是方向问题。”同时他也肯定:“伯承同志有令人佩服的一面——认真。”并说:“伯承同志的检讨发言不要写了,也不要出席会议。决议不要写任何人。”
    毛泽东讲话后,会议又升温了,采取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的方式,批判教条主义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、反党宗派活动等。大会先后点了萧克、李达、陈伯钧、宋时轮、粟裕等上将、大将的名,两位元帅叶剑英和刘伯承也未能幸免。
    这天晚上,抱病来京参加会议的刘伯承在病床前召见了杨得志、陈锡联和廖汉生。他非常坦诚地提出因病不能天天到会场上去,要他们3人帮助他了解会议情况,分析问题,提出意见,以便作好检讨发言。望着老院长诚挚的神态,听着他沉重的话语,在场的3人也都心情沉重。
    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风点火、含沙射影、暗箭伤人,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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